1950年《现代佛学》期刊发表一则关于成立大雄麻袋厂的新闻短讯，新中国首届政协会议参加者中唯一的佛教僧侣代表巨赞法师就是大雄麻袋厂的董事长。他提出，“麻袋是工农必需品，用途很大。过去依赖印度输入。每年的一万万条，约合五千万美元，占全国进口的第四位，实在是一大漏厄。因此中央提倡种麻价值之所在。麻袋，逐渐达到自给。据农业部计划，本年增产麻袋二千五百万条，1953年增产至七千万条。所以麻袋业前途无量。手工制造，并不十分麻烦，尤其适合出家僧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僧侣创办的麻袋厂，代表着新中国的僧侣开始尝试“劳动自养”的社会实践尝试。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极度衰弱，国民生产领域的价值总额偏低，物资匮乏，很多商品要依赖进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国际封锁和打压，导致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较低。巨赞法师根据国内经济的现状，结合僧侣的劳动生产能力选择了手工劳动这种比较初级的劳动环节，即可以解决社会需要同时又可以解决僧侣参加劳动生产解决“自养”的问题。1950年到1952年，在巨赞法师的提倡下京津地区的佛教僧团先后成立大雄、大仁、大力麻袋厂等经济实体，广大僧侣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既解决了自养的问题，还积极参与了国家建设，为佛教“生产化”探索了一条新路。
释巨赞（公元１９０８—１９８４年），江苏江阴人，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朴，生前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的常务委员，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僧侣的典型代表。他以宗教界人士身份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是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佛教僧侣。政治上进步爱国，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通过创办工厂等方式，鼓励广大僧侣参加生产劳动，提倡“佛教生产化”，为佛教积极适应新中国社会进行了有益社会实践。
巨赞法师所践行的“佛教生产化”从形式上看是通过参加社会生产解决僧团的经济问题，从佛教祖制上符合禅宗清规的传统，在城市里弘法的僧团没有土地经济支持，不能实现“农禅并重”的丛林生活，巨赞法师变通了生产形式，鼓励广大僧侣通过参加手动劳动的方式“出坡劳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部分僧侣不愿意参加社会生产，他们比较满足于依靠居士供养来生活，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方式比较抵触，这种“供养”也就慢慢消失了。不得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广大僧侣对参加手工劳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为此，巨赞法师提出僧侣参加手工劳动的理由，“我们开办大雄麻袋厂的目的有三:一是遵照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指示，使一向过着寄生生活的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达到自养自给、丰衣足食以配合国家生产建设。二是通过学习，提高僧尼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于佛教的体认，使能从工作中实践佛教的真精神,增进修养。三是以佛教生产事业维持佛教文化事业。”从他解释办厂自养的目的上看，巨赞法师不仅仅简单的将“佛教生产化”建立在解决僧团的生存的问题，而是站在清规祖制的立场，将办厂劳动提升到提升佛教信仰的高度。通过自养获得经济能力从而弘扬佛法，又通过自养解决生存问题，在不依靠“供养”的情况下实现“自养”去掉“寄生虫”形象。
按照佛教传统佛教四众的组织体系已经实现了佛教经济分配的闭环，居士供养三宝，护持佛教发展，这就是“护法”；僧侣精进修行，弘扬佛教，这就是“弘法”。“护法”和“弘法”又在佛教衍生体系中实现了佛教事业发展的闭环。佛教经济上的闭环和佛教事业发展上的闭环成为佛教事业发展的两轮驱动，促使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系统能够源源不断的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这是佛教事业发展的“生态动力”。
这种“生态动力”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丰富的前提下，同时人们又存在一定的精神苦闷，这种苦闷就是佛教所说的“人生实苦”，这既是佛教产生的精神基础又是佛教发展的精神基础。佛教发展的“生态动力”需要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满足僧团生存的经济基础；二是信教群众感知“人生实苦”的精神基础。两个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这个“生态动力”角度理解，只有两个基础同时存在而且社会需求旺盛才能保证佛教快速发展，双方形成“供需两旺”的生态氛围。五台山碧山寺山门两侧有“护国佑民，法轮常转”八个字可以完美诠释“生态动力”的内涵，这两句话体现了佛教发展的两个基础，“护国佑民”就是要求佛教要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尤其是广大信教群众提供优质的佛教文化产品；“法轮常转”体现对应“护国佑民”的辩证关系，如果佛教实现不了“护国佑民”的社会作用，那佛教事业的发展就会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生态动力”是依据佛教自身发展规律和教理教义总结出来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常态下这种“生态动力”是可以实现自驱运转的。但是，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旦这个生态被打破，那佛教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
巨赞法师提出“佛教生产化”就是要僧团实现自养，促使僧团在经济上实现“自主”乃至通向“自由”，从而确保僧团能够正常为社会提供佛教文化产品。巨赞法师解释创办麻袋工厂的三个目的可以总结为六个字“自养、修养、弘扬”，自养就是解决生产问题，巨赞法师解放前就大声疾僧团要自养，要自力更生，再靠信众的“供养”佛教就会走向灭亡。巨赞法师这里所说的“供养”是和“弘扬”相对应的，如果僧团能够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佛教文化产品那么这种“供养”就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信徒满足了自己的消费欲望，这种“供养”就是健康的、良性的、无害的。反之，如果僧团不能够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佛教文化产品还要得到这些“供养”，那这种“供养”就是病态的、恶性的、有害的。按照市场规律理解，高额的商品价格购买了低品质的商品价值，长期如此就会被消费者“淘汰和抛弃”，导致商品供应方“退市”。巨赞法师大声疾呼的“自养”就是意识到如果僧团不能够提供优质佛教文化产品就不要参与社会交换，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社会抛弃。
按照“生态动力”理解，建国初期的佛教界面临了这个生态动力自驱动力不足甚至消失的困境，在经济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偏低，社会经济收入偏低，人民群众收入偏低，整体国家经济水平偏低，经济能力的不足无法满足“生态动力”的第一个自驱条件；同时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移除，让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虽然物质上还处于匮乏状态但是心中充满希望，对社会充满希望，对国家充满希望，对自身充满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大踏步地迈向新的征程，充满活力的社会让“人生实苦”的理念失去了思考的空间。人民群众充满阳光的心理状态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运转机制让佛教“生态动力”失去了自驱的动力来源，如果佛教僧团在这个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不能“调试”，那只能“坐以待毙”。
按照佛教传统僧宝是“人天师”，理想的“佛教法师”是无所不能的，是佛陀精神传承的在世弟子，而且僧宝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而是包括因地释迦牟尼在内的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已生往生再生的所有僧侣的集合体，这是僧团的本质含义，当下活跃在人间社会的僧侣只是这个“神圣僧团”的一部分。按照佛教传统解释僧侣是佛教徒尤其是居士群体的精神指导者、行动领导者，既是精神生活的导师，又是物质生活的楷模。但是，旧中国国情下大部分僧侣已经失去了这种符合“人天师”标准的“佛教师范”，这不仅是巨赞法师提出“新佛教”的现实基础，也是太虚大师等高僧大德提出佛教革新运动的现实基础。在巨赞法师看来，新中国需要新佛教，新佛教更需要“新僧侣”，通过参与新中国建设，通过参加思想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升自己的社会觉悟，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新僧侣”。他提出，“参加大雄麻袋厂工作的僧尼们的性质，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对于佛教信仰相当坚定而保守，但是缺少大乘佛教的实践工夫。常常根据主观的愿望，期待着一个适合自己要求的环境，得以提高自己的修养，而不能在人我是非之中检讨自己主观的错误，克服自己的烦恼，去适应环境,提高修养。因此对新社会的一切，有前进的心无前进的力。第二类对于佛教信仰旣不深，也没有提高的要求，只是纺一天麻拿一天工资，其他都无所谓，有时不免因为重视个人的利益而忽略全体利益，影响生产。第三类是热心佛教事业而缺乏事业经验，看事太易，自信太强，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失败，致生烦恼。这都是长期在封建社会里养成的缺点，而我们没有用全副精神，想办法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不能不引咎自责。”
巨赞法师从本质上通过“佛教生产化”让广大僧侣改变传统经济生活方式，进而获得“新僧侣”的觉悟，才能保住“一领袈裟”，重新被新社会接受。巨赞法师的“新佛教”就是在“生态动力”失能的情况下，为佛教发展和僧团生存提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个逻辑就是巨赞法师提出“佛教生产化”的最大的经济逻辑，办厂自养就是通过自养提高修养，从而达到弘扬佛教的目的。这是巨赞法师“佛教生产化”的目标指向，在实现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佛教学术化”是弘扬佛教的基本条件，没有文化和学识是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优质佛教文化产品的。但是在自养问题上巨赞法师是因为建国初期的经济生活实际提出来的，巨赞法师也不完全否定健康的、良性的、无害的“供养”但前提是要为社会提供积极的服务。巨赞法师的关于“新佛教”的两个基本主张是通过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也就是僧团的生存问题，再完成佛教的发展问题。从自养、修养到弘扬，看到巨赞法师对“新佛教”设计的良苦用心，“新佛教”建设是新中国佛教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1.巨赞：《大雄麻袋工厂试办开工》，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013页。
2.巨赞：《略谈佛教的前途–从大雄麻袋厂的加工订货说起》，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页。
3.巨赞：《略谈佛教的前途–从大雄麻袋厂的加工订货说起》，载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807页。
作者：彭宇，男，汉族，1979年2月出生，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导报·现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