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古称粤西，谢启昆《粤西金石略》等收录不少粤西石刻，加上笔者访查原刻，访求拓片、照片，访索文献，发现粤西石刻的文化内涵丰富，而且很有特色，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本文要分析的石刻诗的依存现象，即诗歌或诗句依存于碑文或碑刻之中。有的文中赋诗，即碑文作者自于文中赋诗。诗常置于文末，或中部、文末均有赋诗。还有文中或碑中引诗、录诗，所引所录乃他人之诗或他人他书之诗句。诗或诗句与碑文或碑刻互相依存，这种现象，自唐至民国皆有，数量不少，而以明清尤多，值得关注。
粤西石刻，主要是碑刻和摩崖石刻，内容繁杂，凡生活中事，几乎都可刻石。诗歌依存于石刻碑文之中，为一些本来比较严肃，容易枯燥、呆板、不易理解的文字，比如工程记述、战事纪功、山水游览、官方文告等，增加一些诗意文采，平添一种生动气氛。同时石刻文字借助依存之诗，点明、深化其主旨。依存诗往往是碑文内容的丰富、意境的提升、主旨的深化。
比如写景、抒情。常见的是自赋诗。如融水县真仙岩乾隆六十年（1795）刊莫汝霖《览胜岩题名碑》，碑文描写真仙岩（又称老君洞）所在之胜景，文末赋七律一首：“老子巍峨拔地树，岩如狮吼吞江渚。朝看远岫白云飞，暮听烟波数声□。万壑奔腾倒地来，三□花鸟遍山隈。玉融谁道古岩邑，览此风光一快哉！”对此山此岩作了形象描绘，抒发喜爱之情。又如明宣德年间灵川县张汝器《龙胜山佛塔岩广福祠路记》所赋七律：“混沌初分几劫年，始留踪迹在人前。神居洞府天无夜，龙卧源潭地涌泉。紫雾常遮仙境胜，青山罗列佛岩巅。地灵人杰蒙神祜，血食绵绵入史篇。”通过描写、想象进行写景和歌颂。
比如议论、说理。可以是引他人之作，也可以是自赋诗。如咸丰间钟山县《快哉亭劝民文》，文末云：“钦命提督广西学政周，为述甲午湖南乡试，有以火油伤其卷者，又将平生所为淫迹尽述卷中，监临官因作七律一则以警众，其诗云：千里来观上国光，卷中旋被火油伤。半生只为淫三妇，七试谁怜贴五场。信是红颜为鬼蜮，悔从黑夜结鸳鸯。而今谨劝青云士，休认残花艳且香。”所引七律有着说理、劝说的目的，甚至于今仍有道德警示之作用。又如万历间永福县陈荣《重修夫子岩望北亭记》所赋楚辞体诗：“如彼缁衣兮，改为之思。如彼甘棠兮，其谁忍伤？维蕃孳之是望。”亦有劝说、提出希望之目的。
比如叙事、总结。一般是自赋诗。如广西大化县《岩光更牌》记修路事，文末赋七绝一首：“谩言艰道路不通，用舍行藏成大功。此后不须攀藤葛，经营来往兴无穷。”突出了修路之作用，对工竣后之往来繁荣作了展望。又如广西平乐县龙门峡雍正间胡醇仁所作《府江滩峡记》，记述府江之险及历代开凿修建事，文末录明人韩雍诗，注明“韩雍成化七年秋八月自梧州出巡至平乐，历诸险滩，悯舟子劳，甚感叹有作”。韩雍诗为五言44句，篇幅与前文“记”的部分相当，内容上也是描写、感叹府江之险，感慨“乃知覆载间，人事诚渺茫”。从这个意义上讲，所录韩雍诗，通过叙事、描写，在客观上起到总结全文并深化主旨之作用。
另一方面，碑文又常常是依存诗写作背景的自然描述。如凌云县浩坤湖（古称东湖）明代土知州岑云汉《游东湖记》摩崖，全文叙述游踪，借景抒情，于文中自然置入作者的一首七绝：“泛泛秋江不系舟，如同身世两悠悠。洞箫一曲清波上，露冷月斜天尽头。”作者与友人、广西诗人谢子嘉泛舟湖上，“荡桨而前，舟横峡口，壁嶂流舟。湖水泻绿，倒影相映，翡翠交生。”“已而维舟壁下，忽闻嘹亮一声，波心梅落”，乃是岑云汉之弟霄汉正在吹箫，于是感而赋诗。诗歌描绘文人意趣，增强了文章的诗情画意，而文章也成为诗歌的最好注解和诗意阐发。《游东湖记》文末又赋六言诗一首：“眺万仞兮苍苍，睹千顷兮茫茫。山色艳乎秀丽，波光焕乎文章。惟丈夫之襟度，正舆士以相将。胡令人之矖瞩，惟山高而水长。”诗写作者游览归程之后，回想此番游览，抒发感受。借助依存一途，碑文与依存诗融为一体。若去其诗，则其文价减半矣！若无其文，则其诗亦难理解，更遑论意境和韵味。更为可贵的是，《游东湖记》石刻文中、文末均有赋诗，这在粤西石刻中为仅见。
又如恭城县西岭镇周王庙光绪十年（1884）刊陆履中《周王庙石狮碑记》，先是序文，再是陆履中署名“邑贡生陆履中撰”，再是捐款名单，随后突然插入七律一首：“不去河东吼一声，特来西岭兆文明。成形岂待月支献，守庙无庸乌弋生。蹲伏尚能惊百兽，强梁从未汗三庚。金毛五色何须羡？长辟邪妖永太平。”并署名“信生周邦杰敬题”，然后“支用开列于后”，最后是立碑时间。从序文到芳名到开支、立碑，这是完整的链条，却于中间插入一首七律，描绘所立石狮，并致祈望，周诗与陆文相呼应，有着共同的主题指向，因此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更显完备、自然。
粤西是边远地区，文化相对落后，但石刻却很发达；石刻，不论是碑刻还是摩崖石刻，都有不少诗歌，有不少诗歌靠这种依存的方式保存下来，即使一般的村规民约或村路开通，也有诗歌的依存。这说明粤西群众对诗歌的热爱。依存诗，有一部分是石刻作者自赋诗，这说明当地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有一部分是引他人之诗，特别是引内地名家诗人之作，如都安县《司马桥边凉亭记》引苏轼诗《沿流馆中得二绝句》其一，这说明中原文化对粤西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进了粤西文化和文学的发展。
粤西石刻诗的依存，以及所依存之石刻诗，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首先粤西石刻诗的依存，其实质是诗歌如何依存于碑文、碑刻之中，诗歌与文、记、颂等相关文体如何融合、起到何种作用、达到何种效果的问题，以及石刻诗在整方石刻之中的地位问题、与同一石刻其他篇目的关系问题、同一方石刻中有多个内容时如何排版处理等问题。因而石刻诗的依存，具有文体学、金石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这些依存诗有着鲜明的粤西地域特色。如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先是序文，再是颂诗一首三章，然后是五言律诗一首：“近渎纵横越，梦岱去来阑。千岑为远绝，三峡以衢难。庶捷犹乘跨，群猿岂能观？若固于兹第，永世保无残。”此诗在前面序文和颂体诗的基础上，对这个偏处岭南一隅的唐代羁縻州的“坚固大宅”，作了地理位置的交待，描绘其雄伟、坚固而易守难攻，对我们了解当时粤西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帮助。其他如《岩光更牌》《甲略兰山寺碑记》《广西道平蛮记》《府江滩峡记》等石刻中的依存诗，反映了粤西的风景、交通、宗教、战事、建设等内容和相关历史。
再次是保存了诗作或不同版本。一些依存诗的作者并非大诗人，也未有诗集传世，其诗亦未收入方志等文献，但因为依存于石刻之中，其诗得以保存流播，不致佚失，如《游东湖记》作者岑云汉之诗。又如《岩光更牌》，没有作者之署名，若非石刻，其诗也必湮没。又如范成大伏波山《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诗刻跋语：“郡人曹邺桂诗云‘我向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今年用故事，种桂正夏、进德二堂，又复朝宗渠水，以符文章应举之记。赵观文、王世则两人皆魁天下，今状元坊存焉，故拙句中悉及之。”范成大所引唐代广西著名诗人曹邺诗句“我向月中收得种”，除张鸣凤《桂胜》所录与范成大诗刻相同外，曹邺《曹祠部集》、范成大《石湖诗集》，以及《粤西诗载》《舆地纪胜》等文献，皆作“我到月中收得种”，这为我们校勘提供了依据。
综上，研究粤西石刻诗的依存，既可以了解和感受粤西石刻诗的独特风味，又有着文学、文体学、金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意义。
（作者：石天飞，系广西民族大学副研究员）